战争中，最难防的往往不是枪炮，而是那些看似无害的“平民”。

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，我军曾遇到这样一幕：一群笑脸相迎的越南村民，老人、妇女、孩子齐上阵，热情地给战士们端上热饭热水，嘴里说着感谢的话。可就在那碗冒着热气的米饭里，军医检查出了毒。这不是传说，而是真实发生在战争初期的事件。

那场战争中，我军吃了不少“善意”的亏。越南方面早已改变了打法，他们不再依靠正规军，而是让“平民”披上伪装，干着特工的活。

在战争打响前，我军对越南平民的态度是极其严格的：不准伤害、不准抢夺、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。这种纪律不是临时制定的，而是我军从红军时期就传承下来的传统。即便是这次出境作战，高层依然反复强调——要像对待中国老百姓一样善待越南平民。

然而，越南的“百姓”已不再是我们当年援越抗美时的朋友。1975年越南统一后，黎笋政府迅速转向敌对政策，不仅在边境频繁挑衅，还推行了“全民皆兵”的制度。几乎每个村庄、每条街巷，都有民兵活动。他们不穿军装，不打正面战，却经过专门训练，能打能藏，混迹在平民中，暗中偷袭、放冷枪。

战斗间隙，我军战士常会看到倒在路边的“伤员”，有人出于善心上前救助，却反被对方突然掏枪或引爆手榴弹。这种伪装战术，让战士们几乎无法再相信眼前的任何人。你面前的老人，究竟是农民还是特工？那碗饭，是粮食还是陷阱？没人能确定。

所谓“人民战争”，在他们那里已被扭曲成“让人民成为武器”。我们过去在朝鲜和国内积累的群众工作经验，在越南战场反而成了负担。

最典型的事件发生在361团3营。当部队穿插经过一个小山村时，村民们热情迎接，说感谢解放军没有伤害他们，还主动为部队指路。许多战士因此放松了警惕。幸好部队仍保持一丝防备，没当场吃下那碗“热饭”，而是留待检查。结果发现，饭中被下了毒。如果不是谨慎，整个营都可能中毒失去战斗力。

更惊险的是之后的营部遭袭。临时指挥所设在一处看似安静的民居旁，屋前站着一位看起来木讷的老妇人。战士们还体贴地给她送水送食。可就在前线激战时，后方突发爆炸，营部被炸，通信员牺牲，多名干部重伤。事后调查发现，袭击者正是那位老妇人，她利用混乱，拿出藏在屋内的冲锋枪与手榴弹发动袭击，几乎瘫痪了整个指挥系统。

类似的情况在越南战场上屡见不鲜。敌人深知我军纪律严明，于是专挑我方“人道”的弱点下手。送饭、装伤、扮老人、假热情——一切都成了陷阱。

那时的解放军，距上一次大规模战争已过去多年。除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反击战，再之前就是抗美援朝。而那两场战争的特点都是：要么地广人稀，要么群众支持。朝鲜人民真心感激中国志愿军，中印高原又几乎没有平民活动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从未遇到过把平民伪装成敌人的情况。

越南不同。他们从抗法、抗美一路打过来，对游击战与民兵战术早已熟练。黎笋政权利用中国对越援助时积累的信任，反手把“群众”变成了“陷阱”。而我军还沿用“我们是解放者、他们是受害者”的旧思维，结果被对方的策略打了个措手不及。

你讲仁义，他们讲诡计；你讲纪律，他们讲渗透；你讲不伤无辜，他们让“无辜”端着炸药。有人问：既然如此，是否该把所有平民都当敌人？但战争不能走极端。我军的纪律，是区分敌我、保持底线的象征。我们的目标是打击越南当局，而非屠戮百姓。

这场战争让我们明白：战争不仅是武器的较量，更是信任的考验。若仍旧用对“自己人”的心态去对待敌国的民众，那吃亏就在所难免。后来，部队逐渐调整策略，加强了对可疑村庄和平民行为的识别，尤其对“过于热情”的举动保持高度警惕。

战争要的是胜利，不是感动。战场上没有温情的空间。面对敌人，再善良也要有底线。仁义不该被放弃，但绝不能成为疏忽的理由。

1979年的对越反击战，我们赢得了胜利，却也付出了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代价。我们输的不是武器，不是兵力，而是对战争的“想当然”。

那一碗被下了毒的米饭，提醒我们：敌意往往不写在脸上。善意要有前提，仁义要有界限。打仗不是做慈善，唯有赢，才有资格谈规矩。